大分流之外读后感精选

  《大分流之外》是一本由[美] 王国斌 / 罗森塔尔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8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分流之外》精选点评:

  ●对中国的估计太乐观

  ●微观经济学《大分流》采用工资、价格、资源视角,本书则是采用史学视角,东方中古史与西方中古史思考江南和英格兰。比较欣赏本书的价值判断:东、西是在各自历史情境下的选择,不是二分,也不是评优劣。

  ●感觉其实每部分的论点都是基于中国与欧洲所面临的环境是不同的,而在不同的环境下有其相应的合理的选择。前半段读下来有些为了给事实做注脚的感觉,但读到后面颇有贯通的意味。不过其经济框架为了适应而牺牲了精细,不知道是否合理。

  ●江南在大约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其间欧洲的经济中心则发生了数次转移。政治上,欧洲出现了相互竞争、最近才开始合作的民族国家体系,而中国则变成了一个统治该地区和生活在其中的祖祖辈辈老百姓的民族国家。富庶地区最忌怕的当然是战乱。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恐惧、离乱以及种种苦难艰辛和生存焦虑,是那个年代最深刻的共同记忆。太平天国(魏斐德: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之后,上海开始取代苏杭成为江南的中心城市,江南逐渐成为“上海的江南”。

  ●只看懂了一部分,作者绘制了一个宏大的框架,内容却更像是一篇文献综述。

  ●政治体制取决于财政,而不是公众所谓的愿望。中国的优势在国家规模的庞大与各区域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而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令中国衰落。一些经济学模型是蛮有意思的,能够将经济学模型与历史现实对应起来分析是很不错的路子,不过太简略,只能大致说明一些道理吧。倒是可以与欧洲一体化进行一个比较,也许会更有启发。另外翻译略生硬,读起来还是有点别扭的。

  ●源于此前看过彭慕兰的《大分流》,感兴趣大分流,期末作业也要阅读到。这种关于世界性的大问题注定不可能有谁能面面俱到,只能说相对于彭慕兰的解释,这本书给出了其他角度的解释。大问题的研究,作者一个人不可能一手资料自己慢慢研究,更多只能借助前人对研究成果,前人研究的结果的适用性和准确性又是作者需要甄别和考虑的,对于作者能做到这种程度,我想我们不用过于苛刻了。政治战争视角下的看待大分流,还是给了我一些启发和新观点的。

  ●环境、生态、能源之外的大分流。某人说,加州学派不是纯粹研究历史的。

  ●没以前那么有新意了。

  ●没有说服我…

  《大分流之外》读后感(一):《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年11月17日-书情 罗东

  美国“加州学派”历史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曾高调进入中国。2004年,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了中译本(两岸译者都以经济史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简体版是史建云,繁体版是邱澎生)。《大分流》使“大分流”成为学术界和读书圈的流行词,也再度引起对“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的热议。不过,提问方式变了。

  “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假设欧洲是历史进程的标准,据此问中国何以没有走上这一道路。“大分流”则打破欧洲中心论,主张两者在十六七世纪前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例外的”是欧洲成功,而不是中国落后。前些年,同属加州学派的历史学者王国斌,与经济学者让-劳伦·罗森萨尔一起跨学科合著《大分流之外》,如今出版了中译本。所谓“大分流之外”,是指将大分流的时间,往前追溯到十一世纪。全书驳斥大分流是源于制度差异、家庭结构不同等说法,提出疆域范围、政体和市场规模才是更基础的因素。历史进程之复杂,绝不是一种学说就能回答。任何关于近代中国与欧洲比较的学说都无一不在受到追捧后遭遇反思、批判,除非从未引起注意。《大分流之外》也不是定论,不过两位作者提出了不少可供继续商榷的命题,而他们对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的强调,以及对未来受历史影响的重提也不乏真知灼见。

  《大分流之外》读后感(二):该详述的不详述

  第一章基本是梳理下历史,可以跳过不读。记住两点就行:中国长期统一,国内和平;欧洲长期分裂,互相打。

  第二章讲人口、家庭结构,结论:各有各的好,和大分流无关。

  第三章说欧洲正式制度多、中国非正式制度多,这是贸易距离决定的,而贸易距离又是因为中国长期和平欧洲长期分裂,和大分流无关。

  第五章讲信用市场,东西方都有,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各有各的好。而且中国信贷需求低是因为农村制造业和无战争需求,和大分流无关。

  第六章说中国皇帝的政策更能推动经济发展,不过是斯密型增长,不一定会导致工业革命。

  第七章总结。

  完了发现,就第四章和大分流有关,中国长期和平让制造业在农村,是劳动密集型;欧洲经常打仗制造业只好去城市,是资本密集型。所以后者更容易走向工业革命。

  第六章也有一点点关系。欧洲的战争促进了投资军事技术和制造工业品,后来军转民了。

  我先不说这逻辑对不对了,至少从谋篇布局看,是不是应该先写现在的二、三、五、六章,反驳前人找出的原因,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其二,反驳别人很容易,毕竟有时资料有限(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信贷资料主要是当铺,其他类型的很少),而且中国、欧洲都那么大,情况很复杂,找点反例很容易的(对中国不利的,书里特别喜欢说“不是完全不能”“不都是”“不一定全部都”,也不说个大致比例,欧洲99分中国20分,都不是100分,都不是0分,都做出了一些题都错了一些题,这话术有毛用?)。

  但是,你的解释呢?看完我真的是一脸懵:要么就各有各的好,要么就差不多,很多地方还明确是中国胜出。OK,完全OK,那么鸦片战争到底中国输哪儿了?

  全书归结为中欧制造业在城乡分布的差异,还有第六章的那些内容。

  也不是不可以,说不定就真是这一点差异导致了大分流。但你是不是应该展开论证一下?像现在这样,80%的内容说没区别、中国挺好,就一点点内容说差异,如何让人信服?

  特别是有一点我没搞懂:按书里的逻辑,制造业在城市、更偏向资本密集型,对大分流非常关键;欧洲君主常年战争,积极投资军事技术和工业品,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到来(完全是意外成果)。

  但是作者自己都承认,英国是岛国,皇家海军对英国城乡的保护一视同仁,所以英国的制造业在农村更多,也有包买商制度。(P124-125)那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现在的)德国?它们不应该有更多的城市制造业吗?

  作者的解释是,它们打得太乱了,城市也保护不了制造业了,所以制造商带着技术资金都跑英国去了,而英国又没法去欧洲大陆投资,所以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这意思是,像中国这样长期和平不行,像欧陆那样长期分裂也不行,最好是英国这种别人打的一团乱、自己和平,最后才能抢人头?

  这解释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出哪儿有问题。就是觉得,太特殊了,很像是高中老师对着答案解释为什么应该选C。

  《大分流之外》读后感(三):目标宏大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断断续续看了三个多星期看完。本来是打算和诺斯的《暴力与社会秩序》,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格雷夫的《大裂变》对照阅读的——毕竟本书开篇明义地提出他们准备构造一个不同于新古典和新制度的新的长期变迁框架,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宏大目标的。但是读了大约两章我就放弃了之前的想法。后面的两章甚至有读不下去的痛苦感觉。阅读体验非常失望。本书甚至比不上王国斌和彭慕兰最初的作品。 本书的前两章旨在列出事实说明主旨即东西方的差异也就是分流早就出现了,但问题来了,本书实际上并没有沿着这种早期分流的路径而是回到了东西方差异不大只是在最近才出现分流的加州学派基本论调上。那么,如何将这个论调与大分流提前这个论断结合?在我看来这非常矛盾,与其说是要找到一个更早分流的机制不如说是在《大分流》的论调之外再找别的差异解释。这倒是暗合了本书的书名。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一开始要提出大分流提前到了公元1000年的说法呢?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接下来,本书提到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别,意在说明,这两种制度的应用程度不像格雷夫说的那样对长期增长有决定性意义。而是由交易的距离造成的。然后本章提出了一个基于距离,即交易半径的模型用以说明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差异不大。当看到这个以圆周为基础的模型的时候我吓一大跳:这不就是Dixit在《法律缺失与经济学》中提及的交易模型吗?但是,全书包括参考文献里没有丝毫提及Dixit。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是说明经济学和经济史两个学科是有多交流不畅,到这个地步,并且,要命的是!这个模型实际上正是Dixit发展出来解说或者是说统一格雷夫说的热那亚人的基于合约关系的商业模式和马格里布商人的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商业模式的。简单说就是当交易半径扩大的时候,基于合约的模式优于基于社会网络的模式。也就是说,本章实际上恰恰是与之论证的目的背道而驰,恰恰说明格雷夫是正确的!哪怕两种制度模式差异不大,微小的差异也能导致巨大的分流!

  接下来的战争,制造业格局和经济发展章节就更不知所云了,这章实际上是大杂烩,分别讲到了战争——注意,这部分的论证实际上和后面用财政革命解释分流的论证是矛盾的!而且后面的论调实际上早已被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册)说过了,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对分流没有影响;工业布局在城市和乡村对经济发展没有影响。但是,就在这一章的最后,作者突然提到了阿西莫格鲁的论文,而这两篇论文恰好是沿着诺斯的路径论证了,战争和工业布局对经济发展没有影响!相当于突然冒出来个经济学论文告诉读者我刚才那堆东西都是废话。最有意思的是,这一章最后居然引用艾伦的所谓制度诱致变迁机制作为自己的分析框架的注脚。这就相当荒谬了,因为艾伦也并不是诱致变迁的开创者,而这个模型是速水发展起来又被诺斯引进制度分析的!这和作者口口声声说要在新古典(速水)和新制度(诺斯)之外开辟新的道路完全不符合啊!

  再接下来的一章,提到了信贷市场。这一章要说明的是信贷市场的差异不能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东方也就是中国的没有发展。首先要说,即使是艾伦的工业革命英国特殊论,也并没有说信贷市场的繁荣,也就是融资成本低可以解释工业革命。高工资是和低融资成本一起发挥作用的。而且,本章通篇不能说清楚的或者说必须面对的就是中国的融资成本就是比西方高很多,并且就是出现了东西方的发展差异,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需要怎么判断,通篇没有说明白。也就是相当于罗列了一堆,但还是说不清楚这种事实上的融资成本差异到底是不是发展差异的因。

  接下来两章主要是论证财政革命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章的分析和本书基本论调是矛盾的,如果承认财政革命是分流是发展分流的因,就等于推翻了加州学派的基本观点了。但如果不承认,这两章就没有意义。建议如果真想了解,不如去看吴滔他们的《嘉定县事》。

  另外,纵观全书,暴露了一个重大的也是非常不好的毛病或者说倾向:那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我们说西方中心论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现代制度基本上都是西方世界产生的,所以不断为了凸显东方不比西方落后,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这就导致了本书论及信贷市场的时候居然会说到所谓“中国模式”的问题,这超出了正常的历史分析的范畴。简单且不客气地说,有点“舔”的意味了。

  总之,如果抛开本书对近几年研究的梳理和总结,说本书志大才疏是可以的。全书并没有提出一个足以撼动新古典和新制度,主要是新制度(诺斯,格雷夫,青木昌彦)的分析框架。甚至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分析框架可言。序言里李伯重不无得意地说,加州学派“正在解体”,他说的是一种学派的泛化,读了这本书后我觉得他说的对。加州学派是在解体,不过不是他说的意义上的,是真的解体了。

  《大分流之外》读后感(四):“大分流”之后:“加州学派”的二十年

  “大分流”之后:“加州学派”的二十年

  文 |李伯重

  (《读书》2019年1期新刊)

  二十年前,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年学者,先后出版了几本专著,对当时国际经济史坛的主流理论和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加州学派”,他们的见解集中体现在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因此“大分流”理论也就成为“加州学派”的新见的代表。这些新见提出后,迅速引起国际学坛的注意,在赞同和反对这些看法的学者之间出现了热烈的争论。这个持续至今的大争论,从开始时主要针对中国和西欧的比较经济史的讨论,演变为题材广泛、涉及全球的跨地区、跨时代、跨学科的国际大论争,在国际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二〇一〇年,在关于大分流的论争开展十周年之际,著名经济史学家欧布莱恩(Patrick O’Brien)发表长文“Ten Years of Debate on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nd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ercantilism and Industrialization”,随后经济学家罗斯基(Thomas G. Rawsk)、布兰特(Loren Brandt)和马德斌(Debin Ma)也撰文“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二〇一二年提交国际会议,二〇一四年正式发表),对过去十年的论争进行了总结,并对以“大分流”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观点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评论。到了今天,又是八年过去了。在经历了多年的争论之后,“加州学派”的学者们方面有什么进展呢?这是诸多学者都关心的问题。

  自“大分流”理论提出后,加州学派”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以往工作的反思和对新领域、新方法的探讨。对于在争论中受到的质疑与批评,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借以改进自己的研究。在二〇一五年八月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澎湃新闻专访了前来参会的彭慕然。彭慕然坦承先前研究的局限性,并表示正在完善“大分流”理论。作为这个反思和探讨的一个结果,在《大分流》出版十年后,“加州学派”主要成员又推出了几部有分量的著作,包括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一八二〇年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二〇一〇)、王国斌与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合著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二〇一一)、李中清与梁晨等合著《无声的革命》(二〇一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使用不同的方法,选取不同的重点,对于“大分流”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是“加州学派”学者在二〇一〇年以后进行的努力所获得的新成果。二李的书,中文读者都可以看到,而王国斌和罗森塔尔的书,因未译为中文,因此中文读者尚未能阅读。直至今日,方由四川大学周琳教授译为中文,名为《大分流之外:中国与欧洲经济演变的政治》。

  《大分流之外》在一些重要方面对于先前的“大分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在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方面,都大大超出了《大分流》。《大分流》强调进行比较研究要重视比较的单位,把英格兰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作为比较对象;《大分流之外》也重视比较的单位,但把欧洲和中国作为比较对象,英格兰只作为这个比较中的一个特例。《大分流》一书以及先前的“大分流”讨论所涉及的时间范围,都是近代早期(一六〇〇至一九〇〇),特别是公元一八〇〇年前后,而《大分流之外》认为中国和欧洲的大分流要早得多,是公元一〇〇〇年左右。

  通过对以往“大分流”理论的修正,《大分流之外》为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经济变迁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作者指出,欧洲和亚洲在公元一〇〇〇至一五〇〇年的一个重大差别,是欧洲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国家,而亚洲则只存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在本地区都无与伦比。这种状况,对于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演变都具有巨大的作用。尽管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统一与分裂曾交替出现,但是中国始终沿袭统一帝国的模式,而欧洲却经历了更多的分裂。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欧洲陷于贫穷,但这些冲突与竞争却在无意之中催生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相反,中国在长期的和平和统一中孕育了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欧洲直到一七五〇年之后,资本密集型的机器生产才显露出一些优势。在此之前,清代朝廷的经济发展理念乃是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共识,即重农、薄赋、不干预国内贸易。因此,在以往的中西比较史方面,许多传统的观点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

  1400年的欧洲版图(来源:pinterest.com)

  本书在方法论上也有创新。作者提出了若干可以被检验的命题或观点,以便后来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证实、证伪或质疑。他们对以往解释“欧洲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否定了一些观点,肯定了另一些观点,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解释框架之内,与价格理论、政治经济理论配合使用,以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与传统的研究相比,本书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加透彻地讨论“欧洲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的问题,并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这充分表明:经济学理论与对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能够产生更好的经济史研究。

  此外,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中国史研究和欧洲史研究的专家,同时又都受过良好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训练,所以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眼光,以共同的视野和问题意识来进行研究,识别具有可比性的历史过程,并进行细致严谨的比较。

  那么,《大分流之外》对先前“大分流”理论的修正,是否“推翻”了“加州学派”的基本认识框架呢?答案是没有。彭慕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加州学派”的特点做了如下总结:

  第一,“不能拒绝比较”。他指出:我们无法做到不去比较,所谓的“逃避比较”,其实是在做隐性比较。但比较最好是正大光明的。历史思维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暗示着一个隐藏着的欧洲,哪怕我们没有讨论,也会有意无意地将其进行比较。但要知道,这个欧洲是想象的、理想化的欧洲,而不是真实的欧洲。所以我们共同考虑的是,如果不能逃避,为何不直接进行比较?至少这样我们能尝试超越那种想象性的欧洲,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进行对比。

  第二,尝试进行“互反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铲除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比较方法。他说:当我们比较A和B时,我们不采取以往那种认为A是标准,而B如何与A偏离的方法。相反地,我们将A和B作为同时带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出现。换言之,我们既可以讨论中国相对于工业化而言更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也可以反向描述成是欧洲相对于进程缓慢的工业化更为惊人的城市化进程。这两者,没有一个是完全普适,也没有一个是绝对特例。

  欧洲早期工业化一景(来源:baidu.com)

  第三,工业化与前工业化的世界之间有一个极大的断裂。前工业化的世界发生的事件是和工业化的出现密切相关的,但两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假设一个地方在前工业化时代出现一些与工业化相关的现象,就能自发地出现工业化。

  《大分流之外》并未抛弃这些共识,而是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深入的研究,使得这些共识得以更加坚实可靠。作者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政治经济”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史的进程;第二,希望本书能够清晰地阐释,我们所讲述的历史对于理解当下的世界和其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第三,希望通过对中国和欧洲经济史的“政治经济”分析,展现人们意志和行动的差异,以及这些行为意料之外的后果。充分理解了这些差异,才能更加审慎地规划未来,并对明天的成功持更加谨慎的期待。

  众所周知,法国的年鉴学派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历史学派之一,它发动的史学变革被称为“法国史学革命”,对世界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即如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所言:“他们(年鉴学派学者)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然而,年鉴学派本身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九七八年,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JacquesLe Goff)正式提出“新史学”这一名称,并主编了《新史学》百科词典,来阐明年鉴学派与新史学的联系与区别。这个“新史学”运动使得原先主要以西欧大陆为基地的年鉴学派,与英美史学的主流学派相互接近和交融,从而导致年鉴学派在世界史坛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和世界史学的进一步国际化。如果说“年鉴学派”自一九二九年诞生到六十年代还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派的话,那么随着“年鉴学派”范型在法国史学界日益被接受并成为主流之后,它本身就逐渐丧失其学派性,而成为一种不断更新、拓宽的史学范型或史学研究新趋势。勒高夫明确地说:“并不存在一个学派性很强的年鉴学派”,“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仍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在某种意义上,“加州学派”也正在走这样的道路。不同的是,“年鉴学派”用了半个世纪,经三代学者的努力才把一个学派变为一个“运动”,而“加州学派”则在二十年的时间内,第一代学者就已开始了这个转变,这充分表现了这个学派旺盛的生命力。  

  (《大分流之外:中国与欧洲经济演变的政治》,王国斌、罗森塔尔著,周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大分流之外》读后感(五):【转】周琳:从“大分流”到“大分流之外”——《大分流之外》述评

  2018年10月,王国斌(R. Bin Wong)和罗森塔尔(Jean Laurent Rosenthal)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一书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英文版:Jean Laurent Rosenthal & R. Bin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 Cambridge &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作为这本书的译者,我自觉有责任写一点东西,向读者介绍这本书的方方面面,并坦陈翻译过程中的心得与困惑,但却迟迟不能落笔。其中的原因:一是此书面世未久,担心自己把握不好描述的分寸,反而形成不必要的“剧透”,使读者失去自己发现问题、得出判断的快乐;二是作为与这本书朝夕相对四年的译者,我已将相当多的个人情感投注于其中,所思所写难免会有不够克制之处。

  但是反过来说,译者的视角或许也有特别之处:首先,经过长达四年的阅读,沉淀在译者头脑中的印象应该是经过反复揣摩和修正的,比较不会草率地下结论;第二,译者大概最清楚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联与距离,所以也最有责任提醒读者应该在何种程度上相信(或不相信)译文,并给出明确的阅读建议。所以在本文下面的部分,我会以两种身份出现,一是本书的译者,二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和“加州学派”作品的资深读者(说起来,我读“加州学派”的作品也已经超过15年了)。这样或许能够兼具“他者”和“主体”的视角,既努力做到公允评论,又对自己的工作展开反思。

《大分流之外》作者王国斌教授

  1 “大分流”之争的缘起

  提到“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美国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出版于2000年的著作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中译本为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我们比较熟悉的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来自该书中文版译者史建云的述评文章: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

  这个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是一个需要拆分开来进行解读的概念。它的后半部分叙述了一个清晰可观的历史事实,几乎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而它的前半部分,则是彭慕兰个人的观点,关于大分流问题的争论也几乎都集中在这一部分。即:18世纪以前,东西方的发展道路是否相同?18世纪以前,东西方的经济、社会究竟有没有内生的优势(或劣势)?所以即使研究者不同意它的前半部分,也可以以它的后半部分作为事实起点展开研究和讨论;即使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它的前半部分,也可以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细腻的研究,因为东西方的历史比较实在有太多题目可做,每一个题目又有极大的纵深可以发掘。这就是“大分流”这一概念的包容性和延展性之所在。

  在《大分流》英文版问世11年之后,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出版了《大分流之外》英文版 ,这一对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欧洲史研究者和中国史研究者的组合,这两位彭慕兰多年的学术伙伴,究竟想讲一个怎样不同的“大分流”故事呢?

《大分流之外》英文版书影

  2 大分流“之外”是什么?

  这一部分将简述《大分流之外》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篇章结构,在此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个中文题目的由来。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读起来简洁、清晰且音韵流畅。但是如果将这个题目直译成中文,就变成“提前和超越大分流”,既不符合中文读者的表达习惯,也失去了英文原名的表述力度和识别度。所以经笔者与作者的多次商议,最终将中文译名定为“大分流之外”,用“之外”来概括before和beyond的意思。这样一来,当然比较简洁上口,但是在准确性上却打了折扣。

  这是翻译过程中常见的尴尬:一种语言中的措辞分寸、思维方式、微妙内涵、乃至文字、音韵之中的美感,很难恰到好处地被另一种语言所表达。本文的第四部分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此处暂且打住。笔者通过这段交代想要强调的是:尽管书名做了模糊处理,但before和beyond仍是全书内容和主旨的关键性提示,不仅展现了本书在时间、空间上的论述重点,而且表明了作者跳出“大分流”既有视野和讨论模式的决心。那么作者究竟怎样实现这样的高远预期呢?且看下面的内容简介:

  在此书的“导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提出:真正促成欧洲和中国经济“大分流”的,其实是一些政治性的因素,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空间规模将是本书最重要的关注点。在接下来的七章中,作者对于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同层面展开比较,探讨促成“大分流”的根源。

  第一章“空间与政治”,回溯了中国和欧洲自公元100年至1850年的历史,阐述了中华帝国历经治乱兴衰却保持相对稳固,而欧洲在罗马帝国覆亡后陷入列国纷争的不同历程,勾勒了中国和欧洲在政权规模方面长久以来存在的惊人差异。

  第二章“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挑战以往研究之中一些具有“马尔萨斯色彩”的观点,对1400年以来中国和欧洲的人口、工资水平和家庭结构进行比较,认为清代中国可能并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中国和欧洲的家庭结构并不能一概归入“核心家庭”或“扩大家庭”,而且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不论是核心家庭还是扩大家庭,都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网络和资源。因此,人口和家庭结构并不是中欧经济大分流的根源。

  第三章“市场发展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驳斥了“欧洲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正式制度,中国人更钟情于非正式制度”的观点,证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既可能使用正式制度又可能使用非正式制度,而且正式制度并非无条件地优越于非正式制度,成功的经济体制往往要混合使用两类制度。人们选择何种市场制度,取决于交易本身的情况和整体社会经济结构。因此,市场制度的差异也不是中欧经济大分流的根源。

  第四章“中国和欧洲的战争、制造业布局和经济发展”,全章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为什么欧洲的制造业集中于城市,而中国则大多分布在乡村?作者认为是频繁的战争使欧洲工匠躲进城市寻求庇护,从而形成高工资、高资本投入的城市制造业生产模式,成为技术革新的重要推动力;而中国长期相对和平的环境,使工匠更倾向于选择低工资、低资本投入的乡村制造业,形成高度发达的乡村制造业网络。但是这种原始工业化并不必然发展为现代制造业。由此可见,战争在很早以前就预示了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大分流,但欧洲式的政治竞争并不是万应的灵药,它的正面效应是意料之外的,而且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五章“信用市场与经济变迁”,这一章探讨中国和欧洲资本市场的差异。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和欧洲信用市场的关键性差异在于信贷需求。欧洲的信用市场是经济变迁和频繁的战争共同催生的,而中国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信贷需求都比欧洲低。中国的历史上尽管没有形成一个像欧洲那样的信用市场,但信用交易仍是多样的、有效率的。而且中国和欧洲的差异并不是固化的,中国可以模仿欧洲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改进内生的信用机制以因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资本市场的差异也不足以导致中欧经济大分流。

  第六章“专制君主、战争、税收和公共产品”,这一章挑战了“代议制政体比专制政权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指出:工业革命前,中国的财政制度比欧洲的财政制度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欧洲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平衡局面,是因为增税的政治压力导致了统治者和民众之间的冲突,民众逐渐学会用“呼吁”的机制来制衡统治者,从而促成了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但欧洲能成功克服竞争型政治体制的阻力,其实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代价也非常沉重。

  第七章“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1500-1950”,这一章主要探讨国家行为与中欧经济大分流的关系。作者指出:欧洲的分裂促使统治者向外扩张。凭借在几个世纪的争霸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军事实力和战争经验,欧洲人掠夺了许多地区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国际格局。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内治理和国际交往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和代价高昂。但是这样的落差格局并不是固定的,今天的欧洲政治格局正变得与中国越来越像。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尤为强调的有三点:

  1、促使中国和欧洲发生经济大分流的最关键因素,是他们各自的政治进程。在大分流真正显现之前的几个世纪,差异的种子就已深埋在其中了。

  2、大分流的发生不是一个自动运行的程序,而是具备了初始条件,又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互动,饱含曲折与变数的宏观进程。

  3、欧洲和中国的历史仍然影响着这两个地区今天的发展,但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动态地去把握这其中的关联,因为制度和人们的行为应时而变,而潜蔵于其中的政治经济进程则更加难于辨识。

  概括起来,本书可以划分为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导言和第一章。交代全书的核心问题、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大历史背景,为之后的专题讨论做铺垫。第二单元,第二、三章。反驳大分流讨论中影响颇深的“人口、资源决定论”和“市场制度决定论”,这是全书“破”的部分;第三单元,第四、五、六、七章。探讨以战争为主轴的政治进程如何促成了中欧经济大分流。这是全书“立”的部分。四单元:结论。给出大分流根源的答案,以及本书诠释大分流问题的思想方法。

  作者在谋篇布局中不仅前后呼应、有破有立,而且善于用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使全书的各个篇章之间层层递进、自然衔接。当然,网络上也有本书篇章不合逻辑的评论。笔者认为评论者的观点是合理的,因为对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本来就有多样化的路径。但是与其否定与自己不同的思维,不如以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对方未及言明的逻辑与考量。

王国斌老师和周琳老师在认真工作

  3 “超越”,是否可能?

  在本书的英文标题中,beyond是一个最醒目的词,它不仅表明了作者超越既有研究的决心,也激起了读者对本书相当之高的期待,但是作者是否完成了这样的任务呢?笔者愿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视角解析这个问题。

  较之《大分流》一书和以往的大分流讨论,《大分流之外》的确提出了有冲击力的新观点,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before。尽管中国和欧洲清晰可辨的、经济上的大分流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但其根源却“草蛇灰线”似的掩藏在公元11至13世纪的历史之中,也就是牵出了一条向更早时代延伸的大分流时间暗线;

  第二,beyond。尽管中欧经济大分流明显地体现在经济上的差异,但其真正的根源,是中国和欧洲数百年来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格局。是中国的相对统一和欧洲的长久分裂,使中国和欧洲形成了不同的政权规模,从而导向不同的经济成长道路。也就是说要跳出经济看大分流。

  然而这些观点(或思想方法)是否有更强的解释力呢?笔者的看法如下:

  首先,突破了《大分流》的偶然性、断裂性叙述。

  在历史叙述中,究竟需要给偶然性留下多少空间?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必然会面对的大问题。正如那个由来已久的“如果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了一些,世界历史是否会为之改观”的争论一样。对于中欧经济大分流,彭慕兰鲜明地提出了一套偶然性的解释。他认为:在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前期,西欧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一样都面临着人口增长和资源不足带来的生态制约,然而英国的煤矿恰好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节省了运输成本。而更重要的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为英国提供了一笔“生态横财”,使其获得了对于经济转型至关重要的资源、土地密集型产品、贵金属和经济空间。彭慕兰还非常直白地将大分流称为一种“意料之外的重要的断裂”。然而在《大分流》整本书中,这大概是引起争议最大的一点,直至今日仍是如此。即便不上升到“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的探讨,人们也直觉地认为,能将中国和欧洲经济核心区的发展道路生生掰开,而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世界的力量,怎么可能只来自于一些无心插柳的“意外”或“好运气”呢?

  《大分流之外》的两位作者认为,中欧经济大分流的确不是偶然的。促成大分流的种种机缘和动力,早已埋藏在欧洲和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中。具体地说:在公元11-13世纪,中国相对和平统一,欧洲长期战争分裂的格局就逐渐固定下来,使得中国的政权规模远远大于欧洲国家。所以中国民众更倾向于从事长距离贸易、经营低工资、低资本投入的乡村制造业,国家的信贷需求较少,民众和国家之间是一种相对宽松和保守的统治关系。这样的经济环境更易于促成“斯密型增长”而不是工业革命;而在欧洲,由于战争频仍,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经济和制度壁垒,所以人们更倾向于投入本地市场、依赖正式制度,发展高工资、高资本投入的城市制造业,而国家也有着旺盛的信贷需求,从而促成了民众和国家之间相互协商、制衡的政治体制,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经济的近代化转型。

  更直白地说,两位作者认为:尽管如彭慕兰所言,在大分流之前,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但是因为它们的经济社会进程从根源上是不同的,所以注定会走向分流的结局。就像童话《丑小鸭》中的鸭子与天鹅,虽然在幼年时期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们终究是不同的物种,所以总有一天它们会看到彼此的差异。然而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又回到了最为“加州学派”所诟病的“宿命论”甚至是“欧洲优越论”呢?这也是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

  两位作者认为,中国和欧洲的分流是注定的,但是“欧洲胜出、中国落败”的分流结果却不是注定的。在第二章到第六章中,作者用非常多的篇幅去展现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与合理性。比如中国人利用血缘关系搭建经营平台、构建非正式制度,其实很有利于展开长距离贸易;中国信用市场在体量和运作方式上虽与欧洲不同,但是中国的信用交易仍然是有效率的;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是专制的,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反而有利于维护民众福祉,保持财政平衡。而且若以中国为主体进行比较,欧洲的一些做法倒是显得被动。如欧洲发展资本密集化的城市制造业、形成大规模、高效率的信用市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争的逼迫。新的生产模式和资本供应制度固然重要,但是欧洲人在频繁、长期的战争中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而且在第六章中,作者还特别强调,欧洲之所以能成功地实现近代经济转型,并不是因为实行了代议制,而是借助代议制克服了经济发展的种种障碍。然而退回到16、17世纪,欧洲人似乎并没有必定能跨越这些障碍的底气与信心。因此作者特别指出:许多像欧洲一样战乱频仍的国家,并没有成功地完成近代经济转型;中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较量中落败,却未必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总而言之,关于中欧经济大分流的起源,本书的两位作者比彭慕兰看得更深更远,但是作为历史学家,他们的叙述也充分地关照到历史的变数、异数和峰回路转。然而本书的突破不仅限于讲述一个加长版的、更强调内在视角的大分流故事,还在于思想方法的提升。

  第二,突破“因素论”,提供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大分流解释框架。

  在过去十几年的大分流讨论中,“因素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换句话说,就是将大分流的起源归因于某一种或几种关键性因素。如彭慕兰特别强调生态和资源禀赋(煤矿、美洲新大陆),杰克.戈德斯(Jack Goldstone)通特别强调知识传播和技术变革,里格利(E.A. Wrigley)特别强调能源的转换与利用,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认为政府行为和国家政策对经济转型有决定性意义,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认为是市场、技术和能源的结合催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此外还有许多中外研究者的论著,呈现了各种不同的答案。因素论的解析路径便于研究者在特定的维度展开深入探讨,但却很容易形成各执一端的“罗生门”。因为研究者们站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依据长期积累的历史事实和研究工具,自然可以揭示出特定因素与大分流之间的关系。但是若将这种关系视为“决定性的”或“根源性的”却颇令人生疑,那些落选的因素究竟是没有那么重要,还是未得到同等程度的考量呢?正如两位作者所说:

  有一些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而且希望交代清楚那一个时间点上所有的相关因素。这样的描述通常比较细致,囊括了许多可能起到作用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和显著性是很难确定的。

  那么《大分流之外》是如何突破这种方法论上困局呢?就是用“系统”来代替“因素”,用对政治、经济的结构性观察,代替对个别因素的重点评估。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作者反复强调这样的思路:

  欧亚大陆两端迥然相异的政治经济格局,导致机械化的技术革新更有可能发生在欧亚大陆的西端 ,而不是其东端。促使这两个发生经济大分流的,其实是她们各自的政治进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和欧洲迥然有别的政治结构中去寻找。

  引文中打着重号的地方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是很容易看出,作者是着眼于一个宏大的政治、经济系统。他们坚信关于大分流问题的答案,都藏在这个系统之中。因为这个系统是包罗广大的,所以其中的因素都有可能与大分流产生关联,不必“选精集粹”;因为这个系统内部是交互作用的,所以对大分流的观察必须要在一个完整的、相互勾连的政治、经济场域中进行;因为这个系统是应时而变的,所以大分流必然是一个具有偶然性的、动态的过程。

  当然,这个系统并不是在混沌中运行,而是有赖以启动的初始条件。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在中国基本确立帝国体制,欧洲进入列国纷争模式之时,这两个系统的初始条件就已经具备了。在这两个系统中,也会存在影响力特别强的因素,如本书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一直在讨论的战争。作者在原书中提醒读者:

  通过论证欧洲比中国更有可能成为近代经济的策源地,我们几乎发展起一种与社会科学更为接近的解释方式:即某些因素或某些情况的出现,带来了某种后果的可能性。但结局究竟如何,还取决于特定环境中的另一些影响因素。

  认真分析这段话就会发现,作者对大分流起源的解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初始条件、直接影响因素、宏观政治经济系统(对应于引文中加着重号的三处)。这样一来,既包容了与大分流进程直接关联的方方面面,又区分了主次,避免了“胡子眉毛一把抓”。就好像要深入刻画一个人,虽然更多的篇幅会聚焦于他周围的人和事,但他的先天禀赋、人生境遇、时代大环境一样都不可忽略。

  正因为如此,两位作者十分自信地宣称:“我们的研究抓住了促成中国和欧洲经济变革最关键的因素,而此前所有的研究都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略显遗憾的是,作者在原文中并未对这一思想方法做集中、清晰的表述,相关的提示散落在各个章节之中,若不反复精读,很难领会。而且作者在叙述中还常常掺入类似“因素论”的语句(如本段中的引文),致使许多读者认为此书的核心观点是“战争决定论”,且为大分流起源的讨论提供了另一个“因素论”的解答,这实在是对作者很大的误解。

  第三,出人意料的历史比较。

  虽然同样致力于欧洲与中国的历史比较,《大分流》和《大分流之外》的比较手法却非常不同。《大分流》的第一部分,作者搜集了大量生产力、人口、生活水平、技术水平的统计数据,展现了1800年以前,中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这是《大分流》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但也是其最明显的软肋。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内外学者针对大分流数据准确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而且偏重于生产要素的比较,也并不能完全说服读者。王家范先生就曾提到:“《大分流》对经济发展相关的内外制度的分析,明显有搁置甚至虚化的倾向,这是我不大理解的地方”。赵鼎新更尖锐地指出,这种相似性很可能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迥异的制度逻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彭慕兰也承认,这一评价“很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大分流之外》的历史比较,却充分地回应了上述质疑。

  《大分流之外》的比较对象是:家庭结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市场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造业组织(集中的城市制造业/分散的乡村制造业)、金融制度、政治体制(君主专制/代议制),每一项都是《大分流》未及深入的制度层面的议题。不仅如此,两位作者对他们的比较对象也有着堪称高明的洞见。他们认为,他们所比较的每一对制度或规则都是极不相同的,如果从这些层面来看,大分流之前的中国和欧洲就是“绝不相似的两个世界”,这和彭慕兰的“中欧相似论”完全不同。但是每当论述及此,他们又会杀个“回马枪”,提醒读者:这些表象上的差异固然重要,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这些差距真的存在,也不意味着两个经济体在效率上的差距,更不决定近代经济转型的成败。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两位作者对“制度”有着独特的看法。他们不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标签”,比如核心家庭虽然在欧洲更为多见,但扩大家庭也比比皆是;中国人虽然更偏爱非正式制度,但也并不拒绝正式制度;他们也不认为制度是可以简单比较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为了回应经济、社会的特定需求,任何一个制度被一个社会所选择,“都足以说明它们同样是有效率的,或者至少都是有用的”。所以制度与制度的比较,归根到底是衡量其与特定社会的兼容程度,而不是主观评判中的“优劣高下”;他们更不认为制度是有决定性的,因为经济和社会并不是一个自动运行的程序,把一种制度放在一个经济社会系统后会碰撞出什么,多半都在未定之天;他们还不认为制度一定会固化或“锁闭”,因为在经济社会情境变化的情况下,制度应时而变的例子实在太多。

  如此说来,难道《大分流之外》的所有制度比较都归于无效吗?当然不是。作者进行这些比较是想告诉读者,历史的表象可能是有迷惑性的,有些看起来很不相同的东西,未必有那么大的差异;有些看起来至关重要的东西,未必有那么重要。那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作者认为,是能把这些制度和规则调动、整合起来的那个经济社会进程。所有的相似和差异只有放在这个内在关联、生生不息的整体之中,才会运行出像“大分流”这样深刻改变历史和社会的结果,其实这又回到了前文所说的系统性思想方法。一直以来,论者都十分强调“加州学派”的“交互式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但是笔者认为,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比较策略,研究者的思想高度和洞察力都是最重要的。

  在比较单位的选取上,《大分流之外》也有巧妙的做法。在进行中欧历史比较的时候,比较单位的选取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大分流》中,彭慕兰谨慎地选择了英格兰和江南作为比较对象,因为它们都是经济核心区,面积、人口、地理环境也比较相当。但即便如此,仍然有难以回应的问题,如:江南是一个地区,而英格兰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自然有许多难以比较的层面;即使忽略江南和英格兰不具可比性的层面,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又何以能够等同于中国与欧洲的比较呢?所以,以“相当”为标准选取比较单位,很容易遭遇尴尬,因为任何两个比较对象不论“相当”程度再高,也总有不那么“相当”的地方。而且“相当”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主观的比较,一人眼中的“相当”未必是众人眼中的“相当”,而且那些不那么“相当”但又具有某些可比性的比较对象又怎样处理呢?那么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承认比较对象的某种特质是不相当的,比较这种不相当给双方带来了什么。基于这样的思路,《大分流之外》的两位作者将“政权规模”引入了比较视野。以这个概念为统摄,中国就既可以与欧洲进行比较,也可以与欧洲的具体国家进行比较。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通过透过政权规模来探讨政治经济进程,并不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做法,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一个如此规模的国家。然而欧美研究者却更能直观地感受到欧洲和中国政权规模的差异,以及政权规模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中期,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就从空间的维度探讨中国的市场与社会,《大分流》也特别强调空间(海外殖民地)对于欧洲近代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性,而彭慕兰将要完成的著作,就是专门探讨“中国为什么那么大”。《大分流之外》对“政权规模”的分析就明显带有施坚雅和彭慕兰的影子,但论述的框架更大,处理的问题也更多。两位作者认为,政权规模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和欧洲家庭结构、市场规模、商业制度、战争频率、制造业布局、资本供应、金融制度、国家财政、治理方式各个方面的差异。这样一来,就用一个比较项穿起了全书所有的比较项,而且因为不必以“相当”作为比较的前提,研究者也可以更加放开手脚进行比较,这可以说是本书历史比较手法的匠心独运之处。

  第四,加州学派的再出发。

  十年前,笔者曾撰文讨论加州学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时就深刻地感觉到,所谓“加州学派”其实并不是一个高度一致、刻意维系的学术群体。其成员虽然研究领域相互交叉、研究旨趣比较接近,但是在著述风格、研究方法、具体观点、研究侧重点等方面又有着或隐或显的差异。所以越想对这个学派下个定论,就越觉得难以落笔。

  《大分流之外》的出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和研究方法,其实都推翻了学界此前对加州学派的印象。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加州学派主张“西方的兴起,外部和偶发的因素(或)经济/人口机制比宏观结构条件更为重要”,“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只是意外结果”。而本书其实就是要告诉读者:欧洲的兴起和中欧的经济分流,绝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两个政治经济系统数百年运行的结果。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强调:“欧洲并没有什么内生的优势”,而《大分流之外》的两位作者则是想要说明:尽管欧洲没有内生的优势,但是中欧的经济、社会却有内生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被放置在两个复杂运行的系统之中,其结果有时并非人所能掌控或预知;笔者曾经对加州学派聚焦于“因素”的历史比较提出质疑,认为:

  一个运作的经济社会机制绝不会是各种因素的简单叠加,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此消彼长,往往也会使经济社会的运作产生很大的变异。而目前加州学派的许多论著就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在本书中笔者看到,自己十年前的担忧终于成为多余。两位作者已经把所有的比较和观察,都放到了一个动态关联的政治、经济系统之中,还引入了一条“政权规模”的暗线,巧妙地收束住所有的单项比较。尽管本书中所展现的政治、经济系统还并不完整,但一种全局化、结构化的研究取向已经十分清晰;笔者还曾认为:加州学派的多数研究将15-19世纪单独剥离出来,使人难以看到前近代种种经济社会征象的来处和归宿。但是本书的作者坦率地表明,这项研究的终极意义就在于追溯历史、了解今天、照见未来。虽然仅就这本书而言,在“现在”和“未来”这两个面向上还显得浅尝辄止,但从作者后续的思考和学界对这一转变的敏锐感知来看,未来应是可期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是一本需要读者“深潜”于其中,展开阅读和思考的书。只有这样才能够体会作者波澜不惊的文句之下的苦心孤诣和自我扬弃,正如业师李伯重所说,这本书是“从加州学派的初衷出发,而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

《大分流之外》中文版书影

  4 本书的缺憾和翻译问题

  在《大分流之外》中译本正式出版的五个月之中,对于本书的批评已陆续见诸媒体。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不同意“财政体制引发大分流”“战争引起中欧制造业分布差异、制造业差异引起大分流”的观点;

  2、认为书中的比较可以更加精细化,充分关照欧洲和中国内部的区域差异,更加明晰地选取和界定比较项;

  3、认为书中涉及到中国近代的复杂层面,论述浅尝辄止;

  4、认为本书缺乏对一手资料的研究,致使历史信息和经济数据都不够坚实。

  笔者认为:第1项批评,其实是对本书的误解。本书作者最反对的就是用“因素”(不管是一个还是多个)来解释大分流,而且全书的主旨就是要构建一套超越“因素论”的历史解析思路。这一点在前文中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言;第2、3项批评的确点出了本书存在的问题,但是第2项批评其实是一个完美化的要求,任何历史比较都会遇到比较单位的划定、比较项的选取、精细地描述比较对象、恰如其分地衡量比较对象等问题。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要谋篇布局、安排每个问题的叙述分寸,还要受到篇幅和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所以在进行比较的时候,很难做到无懈可击。客观地说,为了呈现一个更具整合力、洞察力的历史比较,本书作者已做了很大的努力;第3项批评是本书未来可以延展的层面,也是本书作者正在倾注心力探索的问题,所以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而第4点批评则命中了本书的要害,所以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常常被一些突如其来,却又显得十分确定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结论所震惊,如:

  明清的统治者一方面改善了贸易环境以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也督促地方官府根据儒家的统治理念提供旨在保境安民的公共服务。(第23页)

  (中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工业产值增长,大多是在没有正式司法审判制度和契约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的。(第100页)

  在公元1000年至公元1800年期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从事经济活动(包括制造业生产)并不一定需要一道起着防卫作用的城墙。(第121页)

  (中国)某些地区或某些省份遭遇内乱、天灾以及其他难以预料的突发情况,但只要这些危机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借贷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帝国的官员可以比较容易地从比较富庶、稳定的省份调取资源,以协济动荡、饥馑的省份。(第175页)

  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公共产品的供给却更加充足,而且大部分的经费都来自国家财政。不仅如此,这些开支项目还必须让民众可以承受,又可以接受。(第187页)

  上述引文中涉及到太多的问题和相关研究,并非这篇小文能够理清,但是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我本能地怀疑这种抽象、绝对且未经论证的表述。在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与中国相关的几乎全部是二手研究论著。这就使得本书关于中国的论述,存在着很大的商榷空间。尽管有学者认为,像《大分流》这一类的著作并不是实证研究作品,而是将许多二手研究放在作者设计的框架下进行讨论。但即便如此,既有研究成果的广泛搜集和比对、基本史实和数据的谨慎考证还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本书,就是由荷兰经济史学家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所著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这本书与《大分流之外》有诸多相似之处:都聚焦于大分流现象,都致力于中欧历史比较,探讨相似的政治经济问题,作者都是主要依靠英文研究论著进行写作的汉学家,就连其中译本也几乎是同时面世。但是本书所呈现的中国历史和对大分流问题的解析,却与《大分流之外》迥然不同。在这本书的“导言”部分,皮尔.弗里斯宣称,该书的写作“利用了我所读过的所有文献”和“在实证方面力图精确”那么,这两本书的差异是否与作者处理数据和历史细节的具体做法有关呢?读者不妨将两本书参照阅读,一探究竟。

  接下来,谈一谈本书的翻译问题。许多中文学界的读者是通过中译本阅读和了解《大分流之外》这本书,并不同程度地将中译本等同于原著。但是作为本书的译者,笔者最想提醒读者的是:译本其实只是理解原著的一个“拐杖”,如想真正意义上理解这本书,必须要将译本和原著参照阅读,或者至少要清楚译本和原著之间的差异存在于何处。

  关于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解构主义认为,文本一经翻译,便意味着“译者的诞生和原作者的死亡”。但也有翻译理论将译者比作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在翻译的过程中,笔者也常常在这两种取向之间烦恼纠结。因为在本书的作者、译者和校者之间,有很多东西并不是共享的。本书的两位作者兼具历史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结构,惯用语法结构复杂、体现缜密逻辑思维的长句子,善用概念,但语言面貎稍显晦涩;本书的校译者张萌,兼具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知识背景,特别讲究语言的简洁、准确,非常熟悉两位作者的观点,但同样不太擅长语言的修饰;笔者的知识结构以历史学为主,更加注重语言的生动可读和照顾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却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表达方式有些隔膜。以下面这句话的翻译为例:

  原文:We will argue that political factors made it increasingly likely that parts of Europe, rather than any parts of China, would make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by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irrespective of their relations to the New World or the location of their coal deposits.

  译文一稿:而我们试图证明的是:在十八世纪末期以前,真正使欧洲与中国分道扬镳走上近代经济成长之路的,既不是与其声息相通的新大陆,也不是便捷可取的煤炭资源,而是一些政治性的因素。

  校译稿:而我们将试图证明,是政治性的因素决定了到十八世纪晚期近代式的经济增长更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某些地方而不是中国的任何地方,而这些因素与新大陆或者煤炭资源的分布鲜有关系。

  定稿:而我们试图证明的是:在十八世纪末期以前,是一些政治性的因素使得近代经济增长更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而不是中国的任何地方,这些因素与新大陆和煤炭资源的分布鲜有关系。

  从这句话的修改过程可以看出:笔者的第一次译稿将长句子拆成了更适合中文读者阅读的短句子,虽然理解了原著的意思,但修饰太多。张萌的译稿更加准确,忠实于原著的语言风格,但读起来并不顺畅。在最后的定稿中,我们都接纳了对方的一些主张。由此可见,要既精准还原原著,又恰到好处地促成作者和读者的沟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邱澎生老师曾经告诫我:读译著时,如果遇到语言不通顺、意义不清晰的地方,一定要查找原著进行核对,因为这意味着译者可能没有很好地理解原文。但是我想要告诫读者的是:在《大分流之外》的中译本中,如果遇到语义特别通顺,特别符合中文读者阅读习惯的地方,可能也需要查找原文进行核对。因为这可能意味着译者没能恰当地“隐藏”自己,做了过多的润色。另外,社会科学概念和模型构建也是译者的短板,尽管译文中的相关部分,校者和译者一起做了多次核查,但恐怕仍有错误和疏漏,请读者阅读时小心甄别。

  在许多著作的序言中,作者或译者通常都会提到“文责自负”这句话。作为《大分流之外》一书的译者,也是本书在中文学界的一名深度读者,我对这本书的责任,应该就是细细地剖析她的内容和作者的苦心孤诣,并坦陈这本书的形成过程,以及自己工作中的想法与得失,让读者看到这本书背后的东西。坦白地说,这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许多深意和具有超越性、洞察力的思想方法,都隐藏在看似熟悉的问题框架和表达方式之中。这种不擅长“划重点”的写作风格,使本书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所以请读者在阅读时尽量收起先入之见,反复体会作者想要表达些什么,最后得到的东西往往与直观的感觉不太一样。

  最后回到本文的标题:如果不理解《大分流》,自然不能理解《大分流之外》;但若停留于《大分流》,也会错过《大分流之外》的精彩之处。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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